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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修辞传统走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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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  时间:2006-11-26  编辑:佚名  浏览:

姚亚平

    20世纪是中国修辞传统受到严重而全面挑战的世纪。 这种挑战是中国修辞发展状况与学科现代化要求的一种碰撞结果,它导致了本世纪初中国修辞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一种历史转变。对此作一研究,既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利于今天中国修辞学的学科现代化。 
    一
    中国修辞传统在20世纪初遇到的挑战首先来自于也首先表现在语言。本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实践与革命乃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上看,白话文运动带来了四个层面上的新面貌:书面语形式上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诗歌、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样式与日常应用中新的文体(如新诗、话剧、小说等)取代旧的文体;新的修辞技巧去丰富、取代了旧的修辞手法,如胡适、郭沫若的清新自由的诗风,鲁迅的小说手法,在1898 年到 1927  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巨大转变[1],大量口语化、大众化、生活化的词语和各种句式(包括长句短句、 整句散句、常句变句、紧句松句乃至欧化句式)的大量涌现;人们运用语言的社会观念、审美情趣、修辞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话文运动的这种生气勃勃的语言实践清晰地展现出中国传统修辞走向现代形态的历史图景。
    同时,修辞研究无论在具体的学术课题中还是在整体的学科建设上都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历史呼声。一时间,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大量涌现;以前从未有过的新著作、新体系、新教材层出不穷。短短几十年,修辞研究陡然换了一个面貌。
    语言实践、修辞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出现的现代化趋向必然造成对修辞传统的严重挑战,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冲突。那个时候,人们对修辞传统表现出一种主动的革命姿态。刘半农提出:“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钱玄同说:“为除旧布新计,非把旧文学的腔调全套删除不可。”周作人说:“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由此可见,上述语言运用的种种变化绝对不仅仅是语言形式、文学形式上的尝试或实验也绝不是对语言或文学传统的修正补充,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意在取而代之的主动出击。在修辞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亦异常明显与尖锐。陈望道在论及《修辞学发凡》的写作企图时,曾明白宣告:“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姚按:当然包括白话文运动出现的各种新的语言技巧)之外,还想对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书中有些地方论争的气氛很重,便是为此。”[2]许多学者在治中国现代修辞史时,都提到那时的修辞学界存在新派旧派之争,但大都只列举两派的观点。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说明这两派之争所反映出来的修辞研究的悠久传统与学科建设的现代要求之间的历史冲突。特别要注意,新旧之争不但存在于两派之间,还存在于各派之中,就新派或旧派中某个人的修辞研究来看,也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只有揭示了这种冲突的内在性,才能从思想层面深刻揭示这场冲突的复杂性,才能进一步说明当时修辞学者在这场冲突中的历史位置与历史意识。“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最为敏感、最为向往,但另一方面他们恰恰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嫡系传人,历史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也就常常为自我冲突。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下的反应,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格化表现,而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度,也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成熟度的精确指示器”。[3]
    应该看到,语言实践、修辞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出现的新趋向、新景象及其相伴生的现代与传统的尖锐冲突明显受到西方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广泛影响与冲击。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修辞传统不可能显示出如此严重而明显的危机,汉语实践不可能出现如此生动的情景,修辞研究与学科建设不可能迈开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以后,中国修辞传统才出现危机。早在西学东渐以前,白话文的兴起并逐步壮大就报告了文言文的危机,预示了文言文修辞传统必须现代化。中国修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修辞运用与修辞研究的内部矛盾。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与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只不是加剧和突出了这种危机与冲突。
    二
    中国现代修辞学在本世纪学科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本学科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并以后者为基础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学科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形态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国现代修辞学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必然是事实上也一直是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但是,中国修辞学在这个关系处理上存在两个偏向:一是片面地将修辞传统与现代科学对立;一是片面地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理论对立。
    中国修辞学的学科现代化同中国其他学科一样,是在反传统的浓烈氛围中起步的。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深刻反思了中国落后之原因,努力探索科学发展与社会繁荣之出路,最后得出结论:必须砸烂孔家店,彻底粉碎旧传统。这是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与中心任务。这一举动振聋发聩,亦非常必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进步,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包括修辞学在内的中国科学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现在来看那段历史,中国科学(包括中国修辞学)为实现其现代化的学科目标对传统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除了上述巨大的积极意义外,也存在着将传统与科学绝对对立的片面做法。这给学科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本世纪初,中国大地响彻“科学”的口号,这是时代的呼声。但是,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科学似乎与传统冰炭不相容;传统也被认为与科学不共戴天。”[4]中国修辞学在草创以及以后的发展期间,严重存在这种情绪。学科的现代化、科学化与研究方法的形式化、数量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认为是一回事,古代的修辞研究与研究成果被当作不科学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加以拒绝。从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修辞学研究实现现代化、科学化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有没有完备的学科体系、形式的研究方法与彻底的逻辑分类。唐钺的《修辞格》、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和八十年代的许多修辞学成果,其中许多被人称道的正是这些地方,而这也正是古代修辞传统中所缺乏的。中国古代修辞研究很少把所观察到的修辞事实归集到一起,进行逻辑的分类和形式的分析,相反,常见的倒是一些只言片语、感想评点。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古代修辞研究不是科学研究。事实上,现代科学(包括语言学)思想的发展确实证明了儒、道、佛等各种修辞思想中含有极为宝贵的科学因素,甚至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需要的因素。可惜的是,中国修辞学和中国语言学一样在很长时间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学科现代化目标与传统性基础之间本来是个古今问题,但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学科发展中,普遍存在将此变成中外问题的倾向。其实,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虽然西方科学在学科的现代化与科学化方面比我们早走了一步,但并不能说明,我国各门科学的学科现代化就要全盘西化。可是,当时中国修辞学一方面把传统当作科学的对立物加以排斥,另一方面又将西方修辞学当作科学的楷模照搬照学。中国修辞学虽然没有出现全盘西化的局面,但将现代化与西方化联系在一起的倾向却始终存在,只不过表现有所不同。一二十年代,以全面照搬、体系模仿为主;二三十年代,用外国体系或方法加汉语材料见多;到七八十年代则以理论与方法的追求见示。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的研究中,人们多谈语法学研究的西方化问题,对其自《马氏文通》以来受西方语言理论的过多影响颇有微辞,但对修辞学中是否存在同样问题则所言甚少。除了批评龙伯纯、汤振华等人的模仿照搬外,我们所见到的评论只是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如何融古今中外于一炉。在此之后,就再也没听说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了,似乎语法学中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问题,修辞学在1932年早已彻底解决了,其实不然。我们只能说,由于陈望道的思想素养与学识过人,与同时代的人相比,他较好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替过程中,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与交流,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不是能由哪一个人在一部书、一个时期一劳永逸地解决的了的。实际上,在那以后的中国修辞学的学科发展中,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不良迹象仍时有所见。中国现代修辞学热衷编纂体系,历经九十年兴盛不衰。这种形式上的追求是与中国修辞传统所不相吻合的,西方科学的这种特色,被中国修辞学当作科学的基本目标加以追求。另外,为什么“辞格中心论”自陈望道以后统治中国修辞学研究达五十年之久,直到 80 年代才被破除呢?原因之一就在于辞格是国外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最为成熟的成果,而且,把修辞方式当格式来描写、分析与研究,最容易贯彻、体现西方科学所坚持的形式化、逻辑化与实证性等原则。辞格成为研究得最多的领域,乃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为建立学科现代化的范型而做出的一个选择。 
    将现代化误认为就是西方化的错误观念并不是一门学科才有的事情,它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科学,西方科学给全世界作出了现代化的一个样本,而且,西方科学历经几百年的孕育发展,形成一整套学术范型。特别是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提出后,人们在看待科学发展问题也受“进化论”的极大影响。宇宙万物(包括社会现象、人文现象)和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被认为像生物界一样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积累、单程进化的过程。文字的发展过程是由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语言的发展过程则是由非形态到形态,科学发展同样是这一进化过程。由于所有的事物、所有的科学都在一条路线上朝一个方向发展,而西方科学先一步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结论了。
但是,这一结论在本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受到三方面的否决: 
    一是西方以外的社会与科学的发展。在历经两次大战以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东方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出现了各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说明现代化的道路可以不按甚至不能按西方那一种模式。中国科学界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中国特色。早在1921年,梁漱溟就发表言论,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它的独特价值与魅力。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不被西方注意只是西洋人未闻大道的可怜,而中国人自己抛弃自己的传统与文化则是一种“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对于当时人们处理古今中外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偏颇来讲,这种认识无疑具有警世作用。中国语言学也对照搬模仿外国语言理论所带的毛病有切肤之痛,这都是对社会与科学现代化道路的清醒把握。 
    二是西方的社会工业化、科学现代化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与惊人的科学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世界大战、精神空虚、吸毒绑架等等社会问题。这样一来,在西方人、东方人面前就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西方的这种现代化的价值如何评判?人们得出结论:社会的工业化、科学的现代化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西方文化不是人类文化的中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榜样。东方文化自有它的存在价值与发展道路,人类的各种文化本来就是共存互补的。 
    三是在文化理论上一元化思想已被多元化观念所取代。众多文化理论学者相继提出很有价值的学说。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类型说”和德国学者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说”。中国学者也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乃是不同的不同,而不是相同的不同。梁漱溟指出:“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条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的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也不会那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5] 
    上述三点都可归结一点,各国的社会与科学的现代化都可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原因之一就是传统。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国际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课题就是对传统进行再认识。西方学者把人们对传统的态度归纳为三个时期,以前是“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时期,认为传统就是‘恶’,就是绝对起阻碍作用。到了 60 年代,人们开始承认,传统不可避免地残存在生活中,就是说你想彻底否定,也否定不了。既然残存,就会发生作用。再后来,大概到了 70年代时, 就开始有些文章面承认传统在发展进步当中可能起作用,它可能,而且一定会被融合到现实当中去,传统跟现代要融合起来,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要形成一个新的整体。”[6]反观中国修辞学,比起语言学的其他学科,汉语修辞的传统性最为浓厚,学科发展的现代化更为迫切,这两者交织在一起,会对修辞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呢?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是否比其他学科处理得好呢?这是值得中国修辞学工作者认真思索的。 
    三 
    历史似乎总是重复出现的。现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问题又突出地摆在中国修辞学的面前。中国修辞学为了实现学科现代化这一紧迫目标,必须对中国修辞传统作出正确的判断、分析、评价、扬弃。“传统问题”是中国修辞学学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根本的历史课题。 
    “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traditum,意即从过去经世代相传至今的东西,这也是英语tradition一词的基本意义。“人类所成就的有精神范型, 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7]就中国修辞传统而言,它发源于远古,经历代相传、扬弃与充实,几千年传承下来,在修辞运用中形成了某些固定的方式、格式、习俗、观念,在修辞研究中形成某些特定的观念、范畴,积淀为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观念,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状态,凝结在语言运用与研究的活动中。关于修辞传统,有几点认识要明确。 
    第一、修辞传统不等于在过去的修辞运用和修辞研究中曾经存在过的东西。不能认为,修辞传统就是过去的(或古代的)修辞方式、过去的(或古代的)修辞观念、过去的(或古代的)修辞意识、过去的(或古代的)修辞范畴……总之,是一种在过去就已经凝结定型的东西。传统虽然形成过去,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世代流传,并在现在发挥作用。例如,“修辞立其诚”强调了语言运用中“修辞”与“修身”的统一,也强调了修辞研究中对“辞”与“人”相互关系的全面考察,是中国修辞的一个最基本的传统。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它只是某个古人的某个言论、某部古书中的某条记载、或古代修辞研究或运用中的某种事实,而且还因为它现在仍然作为中国人的一种基本语言观念与语言态度在汉语修辞运用与研究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对偶”被认为是汉语修辞方式上的一种传统,并不只是因为这种辞格在古书中出现,而是它在几千年的汉语运用中历代相传,甚至形成过骈文骊辞律诗等语体文风,就是到了现在,它还广泛使用于各种文体语体之中。如果只是“在过去曾经存在过”,那就是传统的修辞方式,而不能说成是修辞方式的传统。中国古代修辞有一种“互文”辞格流传甚久,形成传统。但现在已不多见,因此,“互文”对于现代修辞来讲,只是传统的修辞,而不是修辞的传统。 
    第二、修辞传统应该而且事实上也是发展变化的。既然传统是一种形成于过去、历代相传、并存在于现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纯过去的概念,那么,这就意味着修辞传统不是既定不变的。那种把修辞传统绝对化、定型化、非时间化的观点是不对的。修辞是运用语言的积极行为,修辞传统首先是一种行为的传统,是一种指导言语行为的范型、进行语言审美的价值取向、从事语言交往的伦理规则等等。作为一种行为,修辞活动一经完毕也就消失;这些范型模式、价值取向、伦理习惯传统则可以延传,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考察汉语修辞实践史,修辞观念、修辞方式与修辞标准上的传统都有衍变。例如“文质彬彬”“就意修辞”等是中国修辞从过去流传自现在的传统,在历史长河中,“文”与“质”“意”与“辞”的涵义已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传统也随之有所不同。所以,传统是一种世代相传、从古到今的过程,中国修辞传统一直处在一个不断生成、增删、变化的过程之中,它永远向现在、向未来开放。 
    修辞传统的变化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惟有如此,它才能汇入修辞学的现代发展进程中去,在当今时代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不能认为传统依靠自然变化,也会脱胎换骨,走向新的现代形态。“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8]传统的变化有时要靠人力引导。依靠修辞传统的自然变化,是不会产生一门修辞学的现代学科来的。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产生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持续进行,一是有修辞传统化的基础与因素;二是有国外学术思想的介入;三是有一大批学者主动地改造传统,推进现代化进程。后两点对修辞传统走向现代形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学者对西方学术思想的选择存有偏向,但“融合外来文化是本土文化用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容忍—冲突—融合,则是两种异质文化接触过程的必经阶段。”[9]修辞传统要现代化,就必须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别的学科、别的国家的各种思想促成自身的变化。
第三、修辞传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刘勰的修辞理论在今天是传统的,在当时却是现代的。不能认为修辞传统只存在于 1905 年以前或1932年以前,从而将修辞传统等同于传统修辞。其实,传统有它的相传性,亦有它的阶段性,还有它的生成性。对待传统不光是对待过去的事情。那种认为修辞传统等于古代修辞、对待修辞传统只是一个如何评价遥远过去的既定之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就汉语修辞而言,儒家修辞观是一种传统,庄禅修辞亦是一种传统,自《发凡》以后,陈望道的修辞观又何尝不是一种传统呢?现在,我们所要对待的传统,不但包括形成于古代修辞的传统,而还包括形成于现代修辞的传统,其中,对陈望道修辞思想的继承问题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在当前,这一问题是修辞学如何继承传统中的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而又被人所忽视或被人避开的。   
    第四 修辞传统的流传、继承实际上是一个被现代人认读、阐释与选择的过程。现代人无论是在修辞运用还是在修辞研究中,都不能摆脱传统的影响,但由于能力、眼光与需要等原因,人们不能也不会沿袭所有的修辞方式、观念、习惯,修辞传统必然会被选择地沿承。这种选择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它常常表现为一种时代中某个学术集团的社会选择。中国现代修辞学对西方修辞思想采取全面接纳的姿态,对中国古代修辞中极其丰富的人文传统却异常消极,即使面对中国修辞的人文传统,其理解也大相径庭。正因为对待传统的这些认读、阐释的问题,修辞传统实质就是一种形成于过去、流传至今并向未来开放的无限的可能世界。
修辞传统的认识与阐释,不仅要回答具体的学者有哪些言论,具体的命题有哪些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概括、提炼这些言论、命题、内容具有哪些理论意义,文化内涵与学术精神。例如, 把“文”“辞”“语”“言”与“意”“气”“诚”“德”“质”等概念作为修辞研究的基本范畴,把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探讨作为修辞研究的基本内容,这是中国修辞的一个传统。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但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大多飘忽不定,各位学者赋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又不尽相同。如果只局限于考释每位学者、每个概念的具体言论、意义,那么,我们就会一下子陷入一片茫然的境地;如果越过具体的不同而开掘各位学者与各个概念后面的理论意义、文化内涵与学术精神,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与辞的关系是中国修辞研究者们思考的最基本问题。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各位学者、各个概念都强调修辞中人的因素,强调言语行为中修辞的功能与规范问题。一旦我们确立了这种研究方式,那么,中国古代修辞研究中的许多概念、命题与选题立即会放射出夺目的理论光辉,中国古代修辞研究的基本传统与现代修辞研究的前沿课题与发展方向就呈现出一种贯通性。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注释: 
    [1] 陈平原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对此有详尽论述,可以参考。 
    [4][7][8]【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 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 
    [2]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3]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三联书店。1987年月版。 
    [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P65. 
    [6][9]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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