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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问题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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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  时间:2006-11-26  编辑:佚名  浏览:

                                   南昌大学    陆锡兴

     汉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字,秦代行小篆,又初有隶书。前者用于重要的场合,如诏书、金石铭文,后者便于官狱事务,汉代起除承袭秦之小篆和隶书之外,又使用更加简易的草书。这些都是实际使用的字体。汉初已经有严格的文字法规,吏民上书,字或不正,则举劾。东汉以来文字的形体有了新的发展,进入南北朝出现了新的境界。颜之推说:“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1)”所谓“世字”,就是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字,它的形体结构不合乎《说文》内的小篆。他的想法,文章著述之类的重要文献,尽可能用接近历史上的正体,而平时日常使用不妨就随俗用“世字”。其后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分“俗”“通”“正”三体,并且指明使用于不同的场合。“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藉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又说:“若须作文言及选曹诠试兼择正体用之。”“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所谓的“世字”,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俗字,其中一部分进入正体,一部分依然是俗体。俗体至少自东汉以来就一直存在,成为与正字相依存的辅助性字体,它流行于文化下层,为这些人群服务。简化字方案从俗字中吸收了其中笔画简单的部分,变成了正字,其余部分被抛弃掉,因为现代汉字没有俗字的位置。
    部分简化字没有久远的历史,是群众自发创造的。这种现象历来就有,所有的新字都是少数人新造的,这个过程无法制止。不过,所谓的群众要作些分析,它并不是专指那些粗识汉字的半文盲,而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的文字使用者,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差十分悬殊。之所以称之为群众,不是指政治上的概念,是对专业的文字工作者而言。人们使用文字,希望省时间、速度快,但是各人的文化层次和习惯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有书法素养者,会使用草书,或者采用少量习见俗字,粗识文字者根本不认草书,他们缺乏基本的汉字知识,完全不知正字为何物,怎样方便就这样用,或者用周围所见的俗字,或者凭自己的想象力造字。前者的简字,多来源于草书楷化和历史悠久的俗字,后者的简字是生命短暂的,局部地区流行的自造字。如果拿现在的简体字的实践来说,《第一次简化汉字方案》多数来自历史上的俗字、和草书楷化字,被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主要来自粗识汉字的造字者。

     二
    民间造简体字是个别进行的,字形多数是随机的,随心所欲的,很少考虑到汉字全面的问题、汉字的固有规律问题,它对严密的文字系统或多或少带来消极影响。王宁先生指出,对群众造字必须加以规范: “这种群众性造字、改字行为,由于是自发进行的,带有较多的盲目性,因此,在促进文字合理发展的同时,也会造成字形的重复、驳杂、混乱。文字的构形系统,是不可能在这种自发的造字活动中形成的,文字符形的调节,也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全然实现优化。只有依靠权威和政治力量来进行自觉规范,才有可能优化社会流通文字。(2)”所谓权威,当然是掌握文字规律的文字学家,规范措施必须依靠行政的力量。规范要有标准,这个标准来自文字自身的规律。裘锡圭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提出了判断简化字利弊的要点在于汉字字形的表音表意作用(3)。王宁先生肯定汉字是因意构形的前提,强调文字的系统性,主张在系统中优化简化字(4)。
    汉字作为一个标意文字,它一般是以形声结构来体现的,其内部不管作为声符或者义符都有标意作用。简化字不能削弱这种基本功能,同音替代和不表音和无意义的符号应该控制。文字是作为一个体系存在的,每个字在这种系统中都有一定的位置,与其他字必然有有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共存关系,造成系统混乱的字形应当剔除。汉字的标音制度是存在于一个完整的系统中,所以两者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
    20世纪的1992年京穗沪汉字问题座谈会上,有些与会代表指出了简化字的失误,其一,同音替代的方式不妥,造成一个字承担了太多的意义,容易混淆。其二,一个部件取代了原来两个以上的不同部件,使原来的汉字系统打乱了,有些特征消失了。
    不同的汉字个体同音替代,也叫同音兼并,由一个字兼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音字。其实世界文字多以一词一形为原则,不仅汉字如此,英语法语也是如此,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做法是没有依据的。标意字的意义与形声结构密切有关,每个字只代表自己的意义。通过假借而来的其他字义只存在于古文献这个特殊的场合,不会干扰现代汉字的使用。现代的同音替代字则不然,它既有本字的固有意义,又要兼代原来有其它字承载的意义,实际上形成了一字代表多词的状态。使用中它代表哪个词在字形上无法区别,只能依靠上下文揣摩,增加了使用的难度,况且有时在语境种还无法判别呢?实际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例如朱熔基之“熔”字,原来是“鎔”字。“熔”是熔化,金属加热成液态。“鎔”其一是熔铸,引申为规范、模式,其二是熔化。后来把熔化义分化出去,专用“熔”字。“鎔”“熔”二字分工明确。兼并之后,“熔”字的辨义就成了问题,熔铸义跟着“鎔”字的废弃而失落,词典的处理也百花齐放,大都处理不好这种关系。《汉语大字典》以繁体字立目,第三册“火”部收“熔”,第六册“金”部收“鎔”,各归各释,互不相关。《汉语大词典》7册收“熔”,11册“金”部收“鎔”,各释各的。在“鎔”下“后作‘熔’”列出熔化义。其他字典忽略了“鎔”字义。如《辞海语词分册》(1987版)“熔”下列异体字“鎔”,但是释义只有“以高温使固体物质转变为液态”。实际的效果是,让人觉得“熔”字并不包含“鎔”字义,结果“鎔”字重新起用,不过偏旁类化出了一个新“镕”字。实践证明,大部分同音兼并的字是违背汉字的基本制度的,妨碍正常的交流功能,所以,除了确实不会引起任何歧义,一般同音兼并的字以恢复原貌为好。姓氏用字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它的原则不是求同,而是求异,重在区别,同音兼并后,涉及的姓字实际使用中大多保持原来用字,秉着尊重主人的原则,应该全面恢复原来的姓字。有些名为同音兼并,实际读音不同,如头发的“发(髪)”,发财的“发(發)”,根本就没有兼并的条件。
    至于简化字部件的的混同,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又”的使用。“又”代表了多个不同的部件,汉(汉)、叹(叹)对(对)、邓(邓)、圣(圣)劝(劝)、戏(戏)、观(观)、欢(欢)、仅(仅)鸡(鸡)、艰(艰)、难(难),凤(凤),树(树)。“又”并不是读yòu,而是大“乂”的变形,用“乂”的简体字也不少,如“风”、“冈”、“赵”,“赵”字原来也用“又”,只因用得太乱,才改用“乂”的。“又”成为一个不定值的代数符号,混同了多个需要相互区别的、不同层次的、不同性质的部件。同样,“云(云、云)”,“运(运)”、“酝(酝)”、“动(动)”、“尝(尝)”、“会(会)”、“层(层)”、“坛(坛)”中的“云”,尽管在各字中或者是原形,或者是楷化形体、或者是新声符等,形体上是相同的。再如,“办”(办)和“协(协)”“胁(胁)”中,“办”混同了完全无关的形体。“枣”和“尽”下面都有两点,一`个是重文号,一个是草写的楷化,简化字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了。
    混同的同时,搅乱了有规律的声符系统。“劝”简化为“劝”,“观”简化为“观”使用相同部件的“罐”、“灌”又未依照简化。同样,从“堇”的简化字作“仅”,但是“谨”“瑾”“馑”“槿”“觐”“斳”“瘽”等又不类推。汉字的形声系统虽然并不十分严整,但是,基本上保持着一定的规则,要随便打破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声符“柬”在简化字在“拣”、“炼”、“练”简化为“  ”。但是“  ”与“東”的简化字“东”字形十分相近,难以区分。两者系列的简化字可能混淆,例如“楝”简化的话,就与“棟”的简化字“栋”相近。因此在使用简化“  ”的同时,又不得不保留“柬”,如“谏”、“阑”、“楝”等字。像这样为了简化而任意分切汉字系统,当然是不妥当的。汉字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字系统,承载着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字,这样处理是否太草率了呢?
    常有人提出有些简化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汉”见于汉代草书,“观”见于北魏石刻,“对”、 “权”、“劝”、“圣”见于元本,“艰”、“难”见于明本,“欢”、“鸡”见于清本,这些字为什么没有进入正字系统,恐怕就是我们分析的原因。再如《说文》古文的“礼”,《说文》:礼,从示从豊,豊亦声,礼,古文礼。不用“礼”而用“礼”,是因为后者更合乎形声制度。草书“报”在西汉就出现了,如果正字接纳了它,就会混同“幸”和“扌”不同偏旁。“无”用作“無”,秦汉间已经出现了,可能是考虑到“无”“天”形体相近的缘故。总之,这些字之所以难以吸收到正字中去,都与汉字自身的特点有关。
    汉字的系统体现在内在的个体的有序组合、有机联系,看起来无关的字实际上是整体的一部分。在人们学习一定量的汉字之后,可以利用汉字系统关系,以逻辑方式掌握更多汉字,达到较高的识字效率。几年前开始的“集中识字”等汉字教学的探索,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保持稳定的汉字系统不仅是识古垂今,尊重汉字历史,以资文字研究之用,也是现代科学的汉字教学的需要。简化字对汉字系统的冲击,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十多年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经过文字改革大量使用简体字之后,初学者学习起来的确方便了许多,尤其是写起来简单。但是,由于使用的简化字与汉字固有的体系不完全吻合,所以初学者学习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后并不能从感性上大体掌握汉字的体系,在进一步学习,比较起来就不那么顺利。比如,他们分不清‘边’‘礼’‘穷’‘荔’为什么都从‘力’,为什么有的是声符,有的又不是?当然就不能把‘穷’和‘躬’‘弓’联系起来,结果还得把这些字作为孤立的个体一个一个地分割开来死记硬背。本来在初学时因为方便节省下来的时间,这时候又不知不觉地退赔了出去(5)。”“能不能系统类推的时候,步子更稳一点,考虑得更周密一点,使现行汉字多保留一些系统性和合理性,少增加一些矛盾现象呢?(6)”
    历来对于流行的俗体字的危害,都是那些文字学家发出首先发出呼吁,因为他们知道维护汉字的科学性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在以往的汉字简化的过程中,由于忽视了这种责任,造成了文字体系上的混乱,虽然及时果断地收回了“二简”,对“一简”作了个别调整,但是对维护一个文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来讲,还是很不够的。

    中国的汉字改革是在受到日本罗马字化的影响下出现的,把它看成强国的措施,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但是不容否认,它带有明显的偏激的情绪,有的了超出常规。钱玄同曾说:“不料到了明朝,渐渐的倒行逆施,向复古的路上走。那亡清的什么政府,更大倡其文字复古的论调,雷厉风行的强制执行起来。什么《康熙字典》,什么《字学举隅》,对于文字的一点一画,一挑一剔,这是正体,那样是俗体,狺狺不休!其实他们全是不认识古字的!(14)”在一个国家难道不要文字规范?就像当今的规范工作,那能不管字形,不指明正体(规范体)。这种谩骂式言语除了宣泄愤恨不满以外,只能起到煽动别人情绪的作用。解放前,文字改革是为革命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成为改天换地的一个部分。“关于汉字简化,历来就有赞同和反对两方面的意见。建国以后,赞同简化的意见成为国家支持的行动。(15)”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对拼音化、简化字的不同意见受到压制,甚至持不同意见的人士遭批判、有的甚至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所以简化字方案不是一个充分酝酿的产物,没有充分地考虑不同的意见,它出现的那一天,就带有的很大的争议。而且在五十年代,我们一度把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作为我们的文字方针,因为拼音文字不是能在短实践内实现,暂时仍要使用汉字,所以要把它改得方便一点。这种情况下,很难用一种公正的、客观的、长远的态度对待汉字简化问题,更多地考虑汉字长期以来形成的发展规律,它内在的系统。更多的是迁就了那些随机的、临时的零碎简化字。当时简化的目的,主要为了扫盲和初级教育。“汉字的难学,在难认、难读、难写,三件比较,写更困难,实践浪费更多。(16)”当时的汉字简化主要着眼于识字不多的人群。如周恩来总理谈到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谈到:简化字方案采用,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特别识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年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他提到小学生、天津一工人、在家乡种地的农民。说“简体字比繁体字好学好写”。知识分子应该“设身处地为儿童和文盲的利益着想”。所以制定简化字更多着眼于初学,很少考虑汉字的整体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五亿人口中只有一亿人识字,有四亿人不识字。现在的文盲比率大大降低,读书受教育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九年一贯制是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有充分的时间认字读书,因此识不识字不是文字难易的原因,而是经济等其他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脑尚不普及,只限于少数科研单位,由专业人员操作。文字工作还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各行各业仍有许多手写的繁重工作。当今社会电脑的普及,繁重的书写工作被电脑替代,写字的机会大大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大大减轻。所以书写相对而言不是首要问题,不必为了省些笔画而牺牲文字整体的合理性。
简化字是建国以来的文化事业上的一大举措,它的积极作用得到公认。但是它对汉字体系的冲击也是很大的,造成用字上的一些混乱,有些采用不必要的简体,造成了使用上的不便。在保持简化字稳定的前提下,作出一些局部的调整,对增强简化字的科学性,提高简化字的使用价值都是十分有利的。

    注释
    (1)《颜氏家训·书证》,
    (2)王宁《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语文建设》1991年第2期,第25页。    
    (3)裘锡圭《从纯文字学角度看简化字》,《语文建设》1991年第2期。
    (4)王宁《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语文建设》1991年第2期、《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语文建设》1992年第2期。
    (5)赵诚《汉字探索》,《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292页。
    (6)费锦昌《简化汉字面面观—正确处理汉字简化工作中的10种关系》,《语文建设》1991年第3期,第21页。
    (7)易熙吾《简体字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中华书局1952年,第35页。
    (8)南朝梁庾元威《书论》。
    (9)《书断》卷上。
    (10)见郑林曦《汉字简化错了吗?》,《语文建设》1990年第1期,第33页。
    (11)《汉字整理和汉字简化》,《简化汉字问题》第23-24页。
    (12)彭小明《海峡两岸语言文字异同初析》,《语文建设》1989年第2期,第29页。
    (13)费锦昌《简化汉字面面观—正确处理汉字简化工作中的10种关系》,《语文建设》1991年第3期,第20页。
    (14)转引自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322页。
    (15)郑林曦《应该继续简化汉字》,《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
    (16)易熙吾《简体字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中华书局1952年,第38页。

    (该文发表于《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4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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